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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作 与 发 表

《经济科学》创刊的四十年与一瞬间

 

《经济科学》引领中国经济学走过了四十年。

中国的经济学还会有很多个四十年,但经济学者的人生又有多少个四十年呢?在陈岱孙先生撰写的《经济科学研究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代发刊词》(下文简称《代发刊词》)中,两处提及了“三十年”,并以“三十年”为文收尾。在那充满感情的笔触中,我个人能深切感受到陈先生那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似乎想为中国经济学界追回那失落的一个个十年。1979年的五十年前,归国两年的陈先生就职清华大学首任法学院院长,成为其“创院院长”,乃时的他必是踌躇满志;十年过去了,陈先生从院长干回到系主任,可幸的是时任西南联大经济学系主任的他终于能有个像样的教室了——昆明城郊的新校区终于建成了第一座土坯墙、铁皮顶的教学平房,也是这一年西南联大重新招收研究生(他们的教职工宿舍前一年被炸了);十年又十年过去了,陈先生于此期间在做什么,我无从考究。但从上下两卷一千多页的《陈岱孙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收录的陈先生近四十年之作均为1979年以后的作品,而仅仅有一篇,只有那么一篇是作于1959年的短文,我就猜想,陈先生对那一个个十年是稍有遗憾的,是微觉不甘的,《代发刊词》因而期待的是,下一个十年能顶上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黄金四十年。

陈先生四十年前的预言,独具慧眼。《代发刊词》提及的仅有的三个新学科——“环境经济学、教育经济学、技术经济学”不正是时下经济学界的学术焦点?环境与能源、劳动与教育、创新理论,不正占据着国内各大权威期刊版面的半壁江山?后辈们不正前仆后继(学者们也会退休,也会在肉体上消亡)遵循中国第一批现代经济学者的启迪奋然前行?陈先生泉下有知,应该心满意足。这当然离不开他与同仁一起创办的《经济科学》之引领功绩。

中国经济学是什么,她追求什么?经济学是显学,她是有追求的,这在陈先生精心组稿的创刊号上一览无遗,在陈振汉的《技术引进和晚清新式军用工业》中振聋发聩——“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引进技术来维护自己的反动阶级统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强对外来侵略的抵制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社会制度,其中特别是人治而非法治的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使得正确的方针政策随时会被改变或者否定而得不到贯彻,外来侵略势力不能排除,中国总还是要挨打,技术引进不能有效进行,它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有利作用自然不仅无从发挥,而且要完全消失。”四十年前的这段话在国际保守主义抬头、经济形势变幻莫测的今天,读起来尤有力量。经济学的追求,也在魏振瀛的《论经济合同的法律效力》中娓娓道来——“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还要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现在是严格实行合同制,使经济合同确实具有法律效力的时候了。”要知道在《经济科学》创刊的197911月,时行的法律仅有婚姻法等寥寥几部,这些论文的观点在当时一定是震撼了整个人文社科学术界。

陈振汉是谁?正当今时今日国内学界以发表国际TOP 5经济学期刊为无上光荣、极大突破时,殊不知29岁的陈振汉就以独立作者身份在1941年第55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osts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American Cott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1880–1910”。这位美国经济史学届的青年才俊,一拿到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当年便匆匆借道越南、香港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研究中国问题似乎才是其心所属。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研究的中国问题,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够自信了吗?似乎不够。1979年之前的整整三十年间,陈振汉先生仅在《经济科学》《经济研究》各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前者正是《技术引进和晚清新式军用工业》,其代表作地位不言自喻。1979年时,陈振汉先生已经67岁,是陈岱孙主编的同辈;而当时46岁的魏振瀛则是国内法学界的中流砥柱,6年后他作为民法通则起草专家咨询小组的四位成员之一,负责起草民事责任一章,为其晚辈(甚至学生,魏教授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陈岱孙时任经济系主任)。

经济学除了规范性(normative)研究,还有实证性(positive)研究。创刊号中的张纯元、肖灼基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一点浅见》,张朝尊、项启源、黄振奇的《关于按劳分配规律的几个问题》,张胜宏的《论社会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张友仁的《引进先进技术与客观经济规律》正是中国经济学“实证主义”的先行者。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张朝尊、《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或副主任)的项启源均已年过五十,年轻一点的黄振奇也已48岁了,他于1975年从北京大学教师岗位上调任为国家发改委(原国家计委)副厅级公务员。他们的论文不仅谈理论,还用地方生产队的案例作实证。北京大学老教授张胜宏不仅使用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数理模型,还使用了当时的全国农业比重数据,考虑到1979年《中国统计年鉴》已停办多年,官方统计资料多有缺失,其实证方法更显可贵。而同为46岁的“年轻”人口学者张纯元、经济学者肖灼基,更是在其文中使用到近十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陈岱孙先生的学生、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张友仁教授时年56岁,其文多处使用了国内外FDI、技术引进的精确数据,对文章立论进行了系统的定量分析。

胡代光先生则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量学评介》一文中展示了各种前沿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及其各种应用,甚至直接给出了两条一元回归方程(应该难坏了当时的排版人员)。据在中国知网的不完全搜索结果,生于1919年、正正花甲之年的胡先生写作的此文,是最早以“经济计量学”或“计量经济学”为篇名的学术论文(严格意义上更早的一篇当属胡先生自己于1963年发表的批判论文《资产阶级经济计量学的虚伪性》,此外还有几篇翻译自国外学者的译作)。胡先生的《西方经济计量学》教材更是教诲了多少代的青年学者。

“实证主义”先河不正启于《经济科学》?

在学科发展方面,创刊号亦有时年33岁、当时应还是学生的智效和先生的《马克思没有否定社会主义社会有剩余劳动》,杨娴、辛守良、秦玉珍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深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时年55岁的范家骧先生的《西蒙等人的现代决策理论》,刘天申的《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再评价——兼论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经济理论的产生》,时年61岁的曾任教育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的钱俊瑞的《按照科研规律,搞好世界经济研究》则分别推介了行为经济学、企业管理学、发展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等新兴学科,引领了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过去的中国经济学四十年,看《经济科学》创刊的一瞬间即可。那未来的中国经济学会是什么?且看今后的《经济科学》。

从过去到未来,再回到今时今日,年近不惑的我最后要感谢的是《经济科学》编辑部的慧眼——让我独作的经济史论文《我国工业统计的理论体系与制度变迁——兼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部分系统性误差》得以发表。这是我当选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后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真是值得纪念啊。不知道四十年后,还有谁会帮我们这一年的《经济科学》做如我今日一般的回顾呢?最最后,还要发表一个感慨。因为我自己在北大核心、CSSCI扩展版、AMI收录期刊《产经评论》兼职近五年了,对于约稿、组稿深有感触。看完《经济科学》创刊号的作者阵容与选题导向,我被《经济科学》编辑部前辈们的用心震撼到了。当然,不做编辑工作的学者,不会知道个中艰辛。我也向现在的《经济科学》编辑部全体同仁能够在繁重的编务工作之余,为四十周年献礼,向前辈尊长致敬,不辞日夜编撰纪念文集与制作马克杯,表示由衷的佩服与感谢。总之,我向《经济科学》老前辈、新同仁致敬!

“经济”卌载,“科学”发展,希冀《经济科学》一路有我。


陈林,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曾在《经济科学》发表《中国工业统计的理论体系与制度变迁——兼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部分系统性误差》(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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