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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作 与 发 表

新时代,新使命

 

我自己在刚刚入门经济学研究时,就对国内经济学的少数几个期刊有着仰望和崇拜,而《经济科学》就是其中之一。因为《经济科学》是北京大学主办,北大历来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和高地,能在北大主办的经济学期刊上发文章就意味着经济学研究成果得到了认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理解,我一直认为《经济学科》是经济学界的一座高峰,总觉得能在上面发文章是高不可攀的事。正是这种认识,多少年一直让我有着矛盾心理,一方面非常想在《经济科学》上发文章,另一方面又心有戚戚焉,总觉得自己水平不够。

多年以后,当我自己在国内主要经济学学术期刊基本都发过文章后,终于意识到也应该在《经济科学》发文章了。我琢磨着拿什么样的文章投到《经济科学》,经过认真仔细分析和研判《经济科学》的风格后,我的第一篇《中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空间集聚与政策效应——基于2136个市县19992010年数据》就这样投到《经济科学》,没有想到的是很快就得到回复,文章可以刊用。这消息让我欣喜若狂,立即对文章进行修改。后来论文很快在《经济科学》2016年第4期刊出。

文章对我国2136个县市1999年到2010年人均GDP增量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性、位置相关性的显著性检验,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后发现,我国人均GDP增量具有空间依赖、地理位置、初始水平和区域政策的联合效应,我国东部和西部发展均已获得区域政策效应,区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促进了区域发展差距的收敛,这说明我国区域政策体系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中部崛起战略效果在2010年时还不显著。我们论文的结论是,为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仍需要创新区域政策,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特别是将促进“大西南”发展作为今后我国以区域政策为导向的宏观调控的战略重点。

其实,作为一个经济学学者,我只是沧海之一粟。近年来,我更关注中国经济学的问题。我认为,《经济科学》的定位应该是与北大经济学定位相统一、相匹配的。《经济科学》同样承载着中国经济学的使命和职责。曾一度,我国的经济学学术期刊与经济学研究一样,都迷失在对西方的崇拜中,只愿意在西方的囚笼里跳舞,以西方之是为是,亦步亦趋,丧失了作为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阵地的使命和职责。

针对和目睹这些状况,我在国内率先提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主流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该走出邪路”、“中国经济学应该挣脱西方概念的囚笼”。2015年来,我先后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当代经济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文章倡导和提出“时代呼唤经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中国模式与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学新建构”、“让政治经济学走在时代前沿”、“经济学中国时代”等,在全国引起较大关注。2016年,与林毅夫、蔡昉在《光明日报》上对话提出“中国经济学如何走向世界”。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何破解“中国之谜”成为全球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议题。面对这一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逻辑无法有效解释。然而,回顾我国经济学界,从课本教材到教学课堂再到社会舆论,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议题和模型占据了主导,使得我国沦为西方话语的“跑马场”、“试验地”,这与我国发展成就明显不符。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分析框架和基本命题也一并传入。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置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从古典学派到新古典综合派,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可以看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并非一成不变,但是无论如何变化和调整,它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为基础而“量身打造”的一套理论体系。恰恰在这方面,我们的经济学学者缺乏深刻全面认识,尤其是在关于改革开放的诸多解释性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概念的现象,甚至表现出以西方概念剪裁中国现实的倾向。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成功和巨大成就既在现实层面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又在理论层面解构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概念框架。令人欣喜的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学的西化、洋化问题得到重大扭转。

面对经济学概念的“西化”问题,以及我国经济实践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范畴的客观事实,新时代呼唤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经济学。因此,必须以创新的理论解释提炼我国经济实践的关键概念和基本命题。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学研究进入新时代。正好今年是《经济科学》创刊40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年,两个重要历史节点重叠,更赋予《经济科学》在新时代的使命。为此,提出以下建议,希望与《经济科学》共勉:

第一,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尤其是提炼出符合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标识性范畴和概念,强化经济学的本土概念与西方概念的辨析研究,从而实现对西方概念的“术语革命”。比如,某些西方国家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与其与之陷入概念之争,不如跳出窠臼,以“现代化经济体制”代替西方的“市场经济”一词,从而凸显新时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在本土概念与西方概念的辨析方面,我国的“宏观调控”与西方的“政府干预”、我国的“体制改革”与西方的“体制转轨”、我国倡导的“中国道路”与西方抛出的“中国模式”等概念议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短期内可以回应并且能够回应的重大问题。

第二,努力推动和提炼形成经济学的中国理论。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经济思想博大精深,远比西方经济思想起源早、影响大,从孔门理财学到孟子的治国理政,从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到《盐铁论》中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雏形。应该说,正是中国古代文化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先行思想要素。只是因为在经济学成为系统化学说之际,中西方经济发展开始出现的大分流、中国经济发展的落伍让零散的中国经济思想失落而未能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未来中国经济学创新要充分吸收中国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不断展现中国经济学人的思想力和创造力,提出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经济学理论。

第三,推进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在驶向民族复兴彼岸的海面上,中国航船的经纬度也在不断变化。现在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西方的参数早已落伍,以西方之是为是的时代已成过去,这种新格局为我国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而且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者应适应世界形势和时代要求的新变化,不断更新学科知识结构,推动更多经济学成果走向世界。同时,我国经济学研究应主动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回应重大实践问题和时代课题,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说明、阐释、总结、概括,并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理论学说。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被解释对象的重要性。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引起世界关注,中国问题成为世界问题,中国现象成为世界现象。因此构建中国问题的系统化理论阐述,不仅对整个经济学理论是一个贡献,而且可以推动世界经济更好地发展。


周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曾在《经济科学》发表《中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空间集聚与政策效应——基于2136个市县19992010年数据》(2016年第4期,合作者赵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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