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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新机会

冯旭南

科学研究强调边际贡献。边际贡献源于三新:“选题新、方法新、数据新”。以国内学者较为热衷的公司金融领域为例,其选题多围绕公司治理、控制权分配、投资行为、高管特征、并购、监管等传统话题展开,但学科交叉融合现象也日益明显。这种趋势不仅能够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促进多学科共同发展,还能诞生出新选题。例如,基于自然语言处理而发展起来的文本分析技术,使研究公司财务的学者开拓新的研究主题,如信息披露的质量和形式等。具体到公司金融领域,新方法体现为采用新的手段来识别出文章研究的因果效应以及采取恰当的计量方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例如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或者寻找外生冲击来构造双重差分模型,从而识别出研究的因果效应。新数据,往往不是来自传统的商业数据库,其通常表现为非结构化的数据,或企业内部的私有数据,实验或实地调研得来的数据,也包括网络上尚未被挖掘的数据。新数据的应用过程,是满足论文边际贡献“三新”的重要途径,因为无论是从研究主题的扩展,还是寻找恰当的工具变量,科研工作者都需要在数据收集方面投入大量工作,不然文章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充分体现研究的价值。

气候与金融、文化与金融、能源与金融、家庭金融等领域的交叉融合已经体现了“新数据”在各个学科之间的具体运用。以文本大数据与金融为例,文本大数据在经济学与金融学领域的应用得益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文本大数据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是发布主体的多样化,上市公司、投资者、消费者、监管部门都能够发布文本信息。发布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如上市公司发布的年度报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情况、临时公告、微博等等;投资者发布的论坛帖子、微信公众号评论、股吧讨论等等。其二是数据量大、频度高,以往的数据存储方式以纸质形式为主,随着文本信息由纸质媒介向电子媒介的方式转变,文本数据的收集和传输成本大幅度降低,与此同时,互联网数据收集的及时性,使得文本数据的频率变高,公司随时发布的临时公告、分析师发布的研究报告、投资者的实时评价等,突破了以往学者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定期性质的文本信息(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季度报告)的局限。文本大数据为金融学的经典研究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以往研究管理层的信息披露水平时,多用交易量对收益率的影响系数(KV指数)(KimVerrecchia2001Ascioglu等,2005),或深证交易所公布的信息披露质量评级(王雄元和刘焱,2008),在融合了语言学与信息处理技术后,众多学者转向了通过年报文本的可读性来反映信息披露质量(Li2008LoughranMcDonald2014),从语言学的角度直接度量年报信息披露质量,丰富了该研究方向的成果,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与发展。

“新数据”也能够促进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往往都离不开因果识别问题。以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为例,找寻合适的工具变量能够较为干净地缓解内生性问题,如Acemoglu等(2001)将欧洲早期殖民者在各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在国内的研究中,刘冲和周黎安(2014)基于19972008年中国大陆地区高速公路电子矢量分布图数据,发现高速公路建设对县级人均GDP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他们采用平均坡度作为高速公路建设的工具变量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控制。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工具变量的可操作性离不开较强的数据处理能力。

“新数据”还能够发掘新资料。随着技术的进步,数据的应用使我们研究问题变得更为全面。以度量地区经济发展这一指标为例,学者们往往考虑运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度量,然而该指标的真实性以及统计方法备受质疑(刘伟,2018),经济学家希望找寻一个更为客观的指标来替代GDP。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全球夜间灯光数据成为一个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的全新合适指标并被学者们采用(ChenNordhaus2011;刘冲和周黎安,2014)。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正是因为学者们不断地发掘新资料和新的数据源,我们对经济学问题的认识才能够呈现“螺旋式的上升”。

《经济科学》一直注重学术研究的前沿性、创新性和探索性。大数据为学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在此我衷心祝愿《经济科学》越办越好,涌现更多的原创性学术成果,进一步推动中国学术进步。

参考文献:

[1]   Ascioglu, A., Hegde, S.P., Mcdermott, J.B., “Auditor Compens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and Market Liquidity: Evidence from the Stock Market”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Public Policy, 2005, 24(4): 325-354.

[2]   Acemoglu, D., Johnson, Simon, Robinson, J.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5): 1369-1401.

[3]   Chen, X., Nordhaus, W.D., “Using luminosity Data as a Proxy for Economic Statistics”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1, 108(21): 8589-8594.

[4]   Kim, O., Verrecchia, R.E., “The Relation among Disclosure, Returns, and Trading Volume Information”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1, 76(4): 633-654.

[5]   Li, F., “Annual Report Readability, Current Earnings, and Earnings Persistenc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08, 45(2-3): 221-247.

[6]   Loughran, T., Mcdonald, B., “Measuring Readability in Financial Disclosure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4, 69(4): 1643-1671.

[7]   刘冲、周黎安:“高速公路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来自中国县级水平的证据”[J],《经济科学》2014年第2期,第55—67页。

[8]   刘伟:“GDP与发展观——从改革开放以来对GDP的认识看发展观的变化”[J],《经济科学》2018年第2期,第5—15页。

[9]   王雄元、刘焱:“产品市场竞争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08年第1期,第92—103页。


冯旭南,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科学》匿名审稿人。曾在《经济科学》发表《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2009年第2期,合作者李心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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