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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作 与 发 表

永如初相遇

张一弛

2019年是《经济科学》创刊40周年,小东老师让曾经在编辑部工作过的老编委们写点儿回忆和感受支持纪念与庆祝活动。我深知怀旧的东西不好写,文字的笨拙容易让情感的表达捉襟见肘、举一废百,会经常事后感觉还不如不写,应该任由往事旧人的陈年记忆在心海里浸润漫延,所以一时非常犹豫。直到收到小东老师的第二封邮件,说我从1997年开始做了18年编委,应该写点儿什么。小东老师的诚意让我虽然迟疑但还是敲下键盘,决定宁可最终挂一漏万词不达意也在所不惜。

《经济科学》作为一本重要的学术期刊在我脑海中刻下的印记最早可以追溯到1989年秋天的一个午后。那天,经济学院为我们一年级研究生开会,地点是在五四运动场北侧的三教四层的一间教室。会议临近尾声时,一位编辑部的老师说学院有一个学术刊物,叫作《经济科学》,希望我们研究生们好好做研究,积极向期刊投稿。在那一刻,我心里的想法是一定要努力,争取能在这本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但是,在随后的很多年里,《经济科学》也仅仅是自己立志要投稿和发表文章的目标期刊而已,却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成为期刊的一名编委,而且一直做了18年……

《经济科学》是双月刊,每年至少要开六次编委审稿会,在这18年里我可能总共参加了一百多次,所以这个期刊和编辑部的过往在我记忆里留下了很多鲜活的片段。尽管学术期刊的幕后可能没有太多妙趣横生的故事,但是关于她的所有记忆都非常美好。说心里话,在这18年的编委工作中,我不知道也不敢说自己是否为期刊的发展做出了一点儿有益的工作而没有成为她成长的绊脚石,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清楚非常确定,那就是这份工作经历让我自己成长了很多,不是一般的多,是很多。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扩大了阅读量。我在编辑部工作期间,资历是最浅的,年龄也是较小的一个,所以属于“干活儿”的主力,每次分给我初审的稿件数目都比较多。同样是因为我的资历最浅和年龄较小,审稿会上临时出现的审稿工作通常还会有我的份儿。结果就是我的阅读量会比较大,而且都是投稿阶段的原创作品——这些研究工作如果最终没被接受发表,那么除了作者可能全世界算我在内也没有几个人见过这些研究。积年累月18载,可想而知我的进步会有多大!

第二,温习了经济学。进入新千年后,我在本学院的教学研究领域已经完全转到管理学方向,平时工作中已经很少接触经济学期刊的文章。但是,在编辑部工作期间,我则有大量机会保持着对经济学概念、理论框架、研究范式以及热点话题的不断温习与学习进阶。什么库兹涅茨曲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等,至今还时常会浮现在脑海中。这无疑让我平素在面对管理学教学与研究时多了一个维度的理论透镜。

第三,“发明”了“推介法”。我在编辑部工作期间,每次开会时编委需要向大家介绍自己初审的稿件并给出后续处理建议。虽然每篇投稿都至少由两位编委初审,但是同样由于我的资历最浅年龄较小,所以我有不成比例地多的机会负责介绍稿件。由于每次介绍的稿件都有很多篇,而投稿论文的篇幅大都很长,内容也相当复杂,所以要清晰而流畅地报告好稿件对我而言是一个难题和挑战。刚开始参会时,自己因为不得要领经常介绍得一塌糊涂。渐渐地,我摸索和总结出了一套初审和介绍稿件的方法:一是初审时严格区分高质量和低质量的稿件,避免模棱两可的评价;二是明确并记住为数不多的几篇高质量稿件的核心优点和关键不足;三是在会上介绍这些优质稿件时把自己想象为作者本人,也就是仿佛在介绍自己的研究,脱稿向主编和编委老师们宣讲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理论视角、研究假设、数据分析以及结论贡献(那个时期我甚至一度产生了“只有让人过目不忘以至于可以脱稿介绍的文章才是好文章”的偏见)。在介绍这些文章时,实际上自己很难记住每篇文章的具体细节,所以我宣讲的内容和稿件的内容偶尔甚至经常是会有些出入的,但是我的推介是成功的——因为通常我这样介绍的稿件大都会被主编刘老师首肯和被编委老师们认同。会后,这些稿件和“宣讲”之间存在的“缺口”就会被我写在致作者的“修改意见”里,请作者补充完善。当然,这种宣讲介绍的方法有时也会出现“状况”,即当我把投稿文章说得很完美时,有时会引发其他编委老师的兴致,于是他/她要当场看一看(黄老师最经常)。这一看不要紧,经常会发现投稿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漏洞,结果引发编委们大规模的讨论和质疑,于是这个投稿的前途就会很艰难了。这时,我就会赶紧向大家道歉说我水平有限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不过,自从我采用了这种投稿的“推介式”报告方法后,每次开编委会时再也不会因为记不住那么多篇稿件的要点而苦恼了,反而会因为参与了投稿文章的推介而变成一种享受。

第四,收获了好心态。具体而言,这18年的编辑经历极好地培养了自己以成人之美为乐的心态。编辑的工作本质上是幕后辅助者,作者才是前台的明星。我们的工作是帮助别人用文字表达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可是,当看到自己评审、编辑和校对过的稿件成为正式的发表文章,虽然只能在文章末尾的一个小括号中看到自己名字的拼音缩写,而且这十有八九是全世界也不超过五个人才知道含义的缩写。尽管如此,在那一刹那,心里还是会有一种满足感、奉献感和意义感。有时候,还会前后翻一翻,数一数这一期中有几篇是自己负责编辑的,占全部文章总数的几分之几。这些下意识的动作实际上反映了自己的心境。

第五,提高了编辑力。在我们这届编委任期的很长一个时段里,责任编辑不仅要负责稿件的审阅筛选,还要负责论文清样的文字审校和格式编辑以及为了充分利用版面对稿件的部分段落进行裁减和压缩。在长期的编辑工作实践中,我至少自认为在学术文章题目设定、遣词造句修辞、标点符号运用和段落取舍浓缩等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就编辑能力而言,如果可以夸张一些说,自己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这自然要感谢《经济科学》编辑部工作的历练与洗礼。

如果说当初刚到编辑部时,自己还由于幼稚无知而不自量力内心不无志得意满的话,那么当深感自己的知识结构与专业水平正在成为期刊迅速成长的障碍而主动选择辞职的那一刻,内心则是感到满满的责任和期许——选择离开,是因为爱得深沉。对于刚刚40岁的《经济科学》来说,1997年开始的18年正值她的青春岁月。能够陪伴她走过那一段芳华时代,我已经感到非常知足、十分荣幸。

值此期刊40华诞之际,祝愿新老编委身体康健!祝愿《经济科学》青春不老!


张一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1997—2015年任《经济科学》编委。曾在《经济科学》发表《试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设计的困境与出路》(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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