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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作 与 发 表

永远的《经济科学》

 

与《经济科学》的结缘,是在1992年我读博士阶段。当时作为华中理工大学(现在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的一名工科学生,由于主攻方向为决策分析,研究内容涉及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记得当时运用principle-agency(委托代理)理论构造一类中国企业承包激励模型,因是经济管理问题研究,自然就想到有没有经济类学术期刊可以投,随即跑到图书馆期刊室去翻看,最后锁定《经济科学》。之所以选择《经济科学》,道理很简单,一是《经济科学》是经济学类的顶尖级学术刊物,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科学》是北京大学办的,而北大是国内第一高校,大师云集,作为学生,自然敬仰有加,同时北大又是中国改革之先锋,学术思想及其地位,毋庸置疑。

不过很可惜,可能是内容模型成分太重,也可能是因为工科生写出的文章言语过于简洁,论文稿子投出去的三个月后,收到编辑部的退稿信,意见很简单,但不是简单的“退稿”二字,而是一句暖心的话:“论文不适合本刊风格,建议改投他刊,谢谢!”这篇论文后来在1992年南亚及印度计量经济学年会上发表,并获得大会travel grant全额资助赴印度孟买宣读,随后相关成果相继发表在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 Systems Engineering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上。虽然稿件未被《经济科学》录用,但这次投稿经历至今难忘。这是与《经济科学》打的第一次交道,也许是冥冥中的安排。

就像世界上许多事情一样,与《经济科学》第二次交道充满戏剧性,居然就在北大里面。1993年我博士毕业,经过激烈竞争考核进入北大,成了刚刚设站的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后,而且是一不小心竟成了首位博士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1994年时逢《经济科学》编委会换届,经先生举荐,我有幸成为《经济科学》编委,从此与《经济科学》结下深缘,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我本人可谓阅历丰富,不仅作为《经济科学》编委会大家庭的一员,经历了从懵懂的入门者到逐步熟悉的审稿人,再到资深的评审专家这样一个业务熟悉的过程,更是通过亲自审阅各类稿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政策波澜壮阔历程的见证人。

编委的工作单调而又充满乐趣。编委会对稿件采取“双匿名(双盲)+具备可用基础稿件上会(编委会审稿例会)讨论+最后定夺”制度。“初审(匿名)—编委审稿(匿名)—写评审意见—上会讨论—定稿”,程式上严格而又规范,一成不变,相对单调枯燥。不过当看到有趣的结论、精彩的分析,特别是有启发的观点和思想出现时,这其中的乐趣和兴奋是常人绝对体会不到的。

编委会就像一个大家庭,各位编委由于专业背景不同、经历阅历不同、个人性格不同,在编委会上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也不同。主编刘伟老师自然就是整个编委会的“大家长”,威严而又不失幽默。发刊方向的把握、每篇上会稿件核心内容的听取和点评、刊用稿件的最终定夺……刘伟老师都会很仔细地亲审亲问,给出最终意见。正是有了主编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工作作风,在编委会全体编委的共同努力下,这二十多年,《经济科学》无论是政治站位、发刊质量,还是文章的思想性、规范性、科学性、国际性,始终走在全国期刊特别是经济学类学术期刊的前列,确实如同北大一样在全国真正起到了常新和引领的作用。

稿件录用与否不仅取决于双盲审查,而且取决于上会讨论能否通过。编委会各位老师平时都是谦谦君子,互相礼让,可到了会上,大家却会为了某篇稿件的最后结果而直抒己见,互不相让。不过在一些原则方面,大家又都是共同遵守的。如对待一些空洞无物的稿件,或者是四平八稳却没有自己观点、缺乏思想新意的稿件,大家就达成共识,那就是退稿!还给这样的稿件起了一个非常形象化的名字——“吃饱不饿型”的文稿。

记得2007年,我们就碰到这么一篇文章,标题很新颖,文章写得也很规范,找不出半点毛病,可就是看不出任何作者自己新的思想或新的观点。编委会上大家意见分歧,一方认为没有毛病,又是按当下范式写出的一篇规范性很强的文章,应当录用发表。但另一些编委则认为,文章虽然没有毛病,但看不到作者有价值的观点和贡献,不应发表。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主编刘伟老师说的一句话,让大家醍醐灌顶。刘伟老师说:这类文章从头一眼就能看穿,毫无新意,这就是典型的属于论证“吃饱不饿型”论文,也可以称作“鸡肋型论文”,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在我们《经济科学》这里,是坚决要剔除的。大家听后一致赞成,最后形成了共识:那就是今后此类文章就算写得再完整、再规范,也坚决不予录用。

一个家庭要想持续长久、保持活力、经久不衰、欣欣向荣,除了要有一个好的家长,更要有一个好的管家。副主编洪宁就像是编委会大家庭中这样一个“好管家”。洪宁老师是一位受人尊敬、可爱的大姐,发稿、返回意见、送稿,召集两个月一次的编委会例会,组织编委参加相关学术活动等,都是由她来负责的。编委老师身为北大资深教授,都是大忙人,审稿、开会往往要通知通知再通知,提醒提醒再提醒,事无巨细,洪宁老师都能组织得非常好。对于作者,尤其是遇到退稿又比较较真儿的作者,洪宁大姐总是十分耐心地与之反复沟通,直至问题解决。正是因为有了洪宁大姐认真负责、勤勤恳恳、耐心细致的保障工作,有了她这么一位“好管家”,整个编委会大家庭才能够保持自始如一的工作作风,和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的组织形态,《经济科学》才能够始终活力四现地屹立在全国学术期刊的前列。

记得2004年,有一次,一位退稿的作者因意见不同,反反复复给编辑部写信,询问为什么文章被退稿,从一开始客气的询问,到不耐烦的质问,再到最后的指责,洪宁老师始终都代表编辑部耐心地与他沟通,反复解释《经济科学》编委会双匿名的审稿程序和具体退稿意见。然而,该作者始终不服,不依不饶地认为评审老师没有看懂他的论文。最后,洪宁老师找到我,让我再帮他看一下原论文,给个更详细些的意见。我拿到后仔仔细细通读了这篇论文,最后发现前两位匿名评审老师的意见没错,不仅内容没有太多新意,而且在作者所谓的规范分析里,一些模型本身就存在致命的错误,当然没有达到发表水平,退稿是有充分理由的。随后,我将这些意见写成一份详细正式的评审意见,又发给了洪宁老师。洪老师当即转发给该作者。事后洪老师告诉我,那位作者看了这次评审指出的问题后就再没有意见了,而且还专门写了封十分诚恳的信,告诉洪宁老师,他看了评审意见之后心服口服,真心为《经济科学》这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和时刻为作者着想的态度所折服。听洪老师说,这位作者后来还成了《经济科学》许多忠实粉丝中的一个。

审稿、评审、编辑的工作是枯燥的,但身在其中,仔细品味也不乏乐趣,这其中之一就是两个月一次的编委会例会了。虽说编委会例会主要是讨论那些通过匿名评审的投稿论文,但每次例会又是大家见面相互交流、碰撞思想、分享信息的时刻,特别是每次例会中,总有一个固定环节,那就是听主编刘伟老师给大家分享时事、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各方面的信息和思想,这不自觉逐步成为《经济科学》编委会审稿例会独有的特色。每次刘伟老师以他独有的极具吸引力的语言风格,分享从历史到现实,从改革实践到经济理论,从事实到思想的方方面面,对大家来说,既是一次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思想碰撞的过程。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积极参与,发表见解,提出问题,相互交流,场面十分热烈,情绪也都十分高涨,俨然成了一场关系国家经济社会热点问题讨论的、看不到结束时点的高水平专场研讨会。而每到这个时候,洪宁老师就会在一旁如同一位严慈的大姐,笑着善意地提醒道:刘老师,我们要开始审定稿子了,否则下期文章排版就会来不及了!每到这时,大家虽然意犹未尽,但也都赶紧打住。

编委会工作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从北大的逸夫老楼,到光华的一号楼、二号楼,再到经院的新楼,春华秋实,无数个日日夜夜,二十几个春秋。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参加《经济科学》编委会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当时惴惴不安的新兵心态至今还能隐隐约约感受得到。斯人斯物,各种场景,各个阶段,各种情感,至今都难以忘怀。回首望去,感慨万千。是以小小的回忆、短短的文字以示纪念!

永远的《经济科学》,永远的《经济科学》编辑部,永远的《经济科学》编委会!


雷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19942015年任《经济科学》编委。曾在《经济科学》发表《市场导向宏观调控模式构建──税收政策运用及其最优组合确定》 1995年第4期)、《地方财政支出、环境规制与我国低碳经济转型》(2013年第5期,合作者虞晓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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