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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作 与 发 表

我与《经济科学》

王跃生

今年是《经济科学》杂志创刊40周年,编辑部约我写一点纪念文字,我欣然应允。

《经济科学》创刊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迄今整整40周年。我也正好是1979年进入北大经济系读书,以后留校任教,在北大经济系/经济学院整整40年。所以,我可以说是与《经济科学》相生相伴,亲眼见证了《经济科学》从诞生到成长为今日国内经济学大刊物的整个历程。这期间,我在《经济科学》发表了多篇习作和论文,亲眼见证了经济学研究的时代更替、潮流变幻。我本人在《经济科学》发表文章的经历,多少可以见证这种风云际会,世易时移。

《经济科学》创刊的1979年,我只是一个刚刚入学的小本科生,对于创办学术刊物这种“庙堂之事”,我完全懵懂无知,也不觉得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只知道《经济科学》由系主任陈岱孙先生亲任主编,另一位老先生赵乃抟教授题写刊名,是经济学界的一桩大事。稍后,由于我开始学习苏联经济,看一点俄文的经济学刊物,知道苏联有一本叫《经济科学》的期刊,是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的院刊,地位崇高,便联想到《经济科学》的刊物名称不是随便起的,也只有北大经济系当得起这样的名称。其时,在我们小字辈后学眼中,《经济科学》是唯一与《经济研究》并列的中国理论经济学期刊的两大江湖高手之一,连经济学重镇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也是在两年后的1981年才创刊的,能在《经济科学》发表一篇文章,当是我们最荣耀的成就之一……

第一次在《经济科学》发表文章是在1986年第5期刊登的《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率的动态分析》一文。当时我刚刚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不久,那篇文章是我的硕士论文中的一章。一个刚刚留校当老师的“小助教”,能够在《经济科学》这样的“大刊物”发表文章,实在有点令我受宠若惊,欣喜异常。我知道,这多半得益于我的导师张康琴教授,以及代表国际经济系担任《经济科学》编委的张德修教授、巫宁耕教授的提携。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从陈岱老以下《经济科学》各位大家提携新进、奖掖后学的精神和境界使然。这种精神在《经济科学》杂志、在北大经济学院应该说一直传承到今天。以后,我分别于1991年、1992年、1994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在《经济科学》发表了多篇文章,贯穿整个90年代。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在《经济科学》发表的文章很少了,只在2006年和不久前的2019年第3期发表过两篇文章,而且都是与学生的合作。原本在我们这一代学人眼中,文章应是个人的独立作品,未必那么“科学”,但要讲文采和个人风格的。发表渐少有多种原因。一是年龄渐长,也不像以前那样有提职晋升的压力,难免懒惰;二是新世纪以来经济学论文的范式和方法大变,《经济科学》所要求的技术性实证分析,实非我们这批改革开放初期接受教育的“过渡性人才”力所能及,至少非吾所长也。

无论如何我非常感谢《经济科学》,在我最有精力但尚欠学术成熟的25岁到40岁之间发表了一系列尚欠成熟、水平也参差不齐的研究成果,伴随了我整个学术成长过程。我想,一份学术刊物,发表名人大家的成果固然重要,提携学术新进、培养研究人才可能同样重要。一位学术新人,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的经历,可能会成为他/她坚定学术志向、开启学术人生的重要激励;在发表过程中与编辑、审稿人不断切磋、修改、互动、磨合,也是其品味学术艰辛、学习学术规范、萌生学术思想、走向学术成熟的过程。

在我看来,《经济科学》自从创刊以来一直秉持着这样的传统,我从《经济科学》受益最大的两点也与这种传统密切相关。

其一,《经济科学》从来不缺名人大家的文章,这是它的立身之本。但它也从不缺少学术新人的幼稚之作,这是它的使命所在。我本人的经历正是如此。应该说,1986年我26岁作为北大经济学院最低级别的助教,在《经济科学》上发表一篇长文并且受到一些好评,对我是莫大的鼓舞。我能够在1986年、1988年、1989年连续在《北大学报》《经济学动态》《世界经济》《经济纵横》等知名刊物发表一系列文章,多是源于这种激励。《经济科学》这种嘉惠后学、扶持新人的做法,或许多少影响了其对名人大腕文章的发表和文章的引用率指标,多少影响了刊物的排名。但是,作为一家由大学主办的刊物,对学术新人、在校学生的提携扶持,乃是自身本分,是夯实地基、修桥铺路的善举,对学术事业的长远发展,利莫大焉。

其二,《经济科学》是“常为新的”,既与时俱进,又恪守本分,既顺应潮流,又坚守自我。经济学科的发展日新月异,与我们那代人学的经济学课程已判若两门。经济学论文的要求、风格和学术规范也全然不同。《经济科学》当然顺应了这种学科发展的大趋势,从实证论文成为发表文章的主体,到双向匿名审稿制度,都体现了这种趋势。但是,《经济科学》并不排斥非主流,而是秉持兼容并包、风格自由的宗旨行事。这从它对非主流的诸如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论文的关注和包容,从编辑们对非实证、非模型等思辨性文章的追求与宽容可知一二。

实话说,我本人对主流经济学的纯粹技术化趋势并不完全认同,对经济学论文越来越技术化而缺乏思想、形式刻板的现象也多有异议。经济学研究的毕竟是社会经济现象,包括人的行为,这并不同于物理学。当代经济学研究探究经济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固然重要,但在厘清数量关系之前,首先应洞悉这种关联的社会经济基础、人类思维和行为基础,以及其对于经济发展与运行的意义。经济学问题的提出从而论文题目的选定,一定是从经济现实而来,而不是从国外的经济学论文而来,更不是跟着大牌学者的思维走的。所喜者,每每我同《经济科学》的编辑们聊到此事,往往能找到共同语言。他们/她们的这种精神,自然会体现在《经济科学》的风格、文章、标准等各方面。我希望《经济科学》能坚持并且光大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经济科学》40岁了,我和它相伴40年。对于一份刊物,40岁风华正茂又淡定从容,所谓四十不惑。唯愿它的下一个40年更加辉煌。


王跃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曾在《经济科学》发表《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率的动态分析》(1986年第5期)、《FDI对国际收支和金融稳定的影响:理论与经验分析》(2006年第2期,合作者潘素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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