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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科学, 2017, 5(3): 5-18
一带一路:全球价值双环流研究
张辉, 易天, 唐毓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引用本文:
张辉, 易天, 唐毓璇. 一带一路:全球价值双环流研究[J]. 经济科学, 2017, 5(3): 5-18.

摘要:

“一带一路”是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对外开放战略,该倡议的提出不但顺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是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是一个创新性的国际合作平台,具有很强的开放性,旨在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公平包容的合作共赢体系。本文在全球价值双环流的框架下,从必然性、发展阶段、经济内涵等方面全面地分析了“一带一路”这一国际合作平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处于全球经济承上启下的位置,通过与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分工,带动了更大区域的资源优化配置,为全球经济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推进,将进一步强化这一作用,促进更深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与交往。

关键词: “一带一路” ; ; 全球价值双环流 ; 国际分工

一、引 言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目前,“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未来对外开放的重要倡议,借鉴了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内涵,在国际交往中倡议“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2015年3月27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是“一带一路”的官方指导。“一带一路”是在特殊的国际经济发展背景下提出的,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广阔的国际合作平台、推动更大范围的跨区域社会经济交流合作,以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瓶颈和困难。“一带一路”的提出与全面推进,为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契机。“一带一路”的出发点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消除饥饿与贫困”、“体面工作与经济增长”、“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这三个具体目标不谋而合。2016年11月17日,联合国大会首次写入“一带一路”倡议,并且得到了193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这表明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既顺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支持。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合作的扩大,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绸之路”的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主要关注的领域涉及“一带一路”具体内涵、推行路径、发展潜力等方面。同时,从实践上看,“一带一路”提出三年以来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一带一路”的经济学内涵及其背后所涉及的经济学理论,则亟待进一步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借鉴张辉(2015)的研究,将“一带一路”与全球价值双环流结合起来分析,认为目前全球经济越来越变为以中国为枢纽点的“双环流”体系,其中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北美和西欧等发达经济体之间,另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亚非拉等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因而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讨论“一带一路”对全球新格局的构建问题。

伴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全球化的推进,商业研究中的价值链理论的现实表现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完整连续的价值链条在空间上被分隔(片断化),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比较优势离散性地分布各地,从而形成的全球价值分配链条。这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品、服务价值生产、销售等过程的网络组织被称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Hummels等(1999)是最早使用投入产出分析对GVC进行测度和分析的,他们提出了“垂直专业化指数”(即HIY),但是该指数由于假设条件与现实情况差异较大,因而存在局限性。Daudin等(2011)将最终品的附加值来源进行分类,理清了出口中进口投入份额、出口后再加工出口到第三国份额和加工后再出口回到母国份额。Koopman等(2014)在现有框架下,将总出口分解为国内和国外价值部分,并将指标与数据相联系,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王直等(2015)提出中间品贸易流的分解法,并据此构建了总贸易流的分解框架。根据已有文献和GVC相关指标,不少学者进行了实证分析。刘琳(2015)基于附加值贸易视角,使用WIOD的国际投入产生数据研究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与变化情况。廖涵等(2016以投入产出的增加值为切入点,对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行研究。陈立敏等(2016)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显示性比较优势进行调整,并据此分析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现有学者的实证研究大多关注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制造业的演进发展与竞争力问题。本文则从全球价值链角度,通过中间品最终品贸易结构与全球价值链位置两个方面阐明“一带一路”这一国际合作平台的经济内涵。文章第二部分通过梳理分析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规律及中国经济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动态与遇到的困难,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必然性。第三部分通过对国际贸易中中间品与最终品贸易结构的分析,理清全球经济合作表现出的新规律——全球价值双环流,并在这一理论基础上阐明“一带一路”的经济内涵与运行逻辑。

二、“一带一路”: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

(一)“一带一路”的历史必然性

20世纪60、70年代,在日本的引领下,东亚国家或地区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这种模式被称为雁阵理论。Kojima(2000)指出该时期产业的发展是由作为头雁的日本向产业梯度较低的其他经济体慢慢转移的。在这个过程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开始积累,各经济体的产业也向资本密集型演变。同时,产业的多样化也带动着各经济体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更加倾向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在雁阵模式下,亚洲经济实现了有次序的追赶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房地产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以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并伴随着阶段性衰退的长期停滞阶段。随后的1996、1997、1998年,日本经历了连续三年的负增长,即便1999年恢复了正常的经济增长,其GDP仍未恢复至危机之前水平。雁阵发展模式存在的基础是各经济体产业梯度差的存在,即头雁国家的产业梯度要高于其他经济体,从而能够实现引领、带动其他经济体发展的作用;同时雁身经济体也需要与雁头经济体保持相对的梯度,有能力承接来自雁头的产业转移。由于各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双重影响,这种产业梯度差逐步缩小。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持续十余年的萧条之后,日本的雁头地位开始动摇。此外,由于东亚各经济体工业化过程的快速进行,雁阵形成的基础条件——产业梯度逐渐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从而导致雁阵模式解体,东亚以至世界开始寻找新的经济合作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经济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新自由主义认为以政府干预为策略的凯恩斯主义虽然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同时也限制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所以它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伴随着这一思潮的发展高涨,全球化迅速发展,一方面通过国际分工带来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另一方面通过经济交流也带动了较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图1

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出口贸易占比情况

然而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趋势则有了不同以往的演变。由世界各国贸易发展情况看,发达经济体贸易额在世界总贸易中占比近年来逐步下降,而发展中经济体则在世界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图1展示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出口贸易占世界总出口贸易比重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发达经济体出口在世界的贡献度就停滞不前,到了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出口占比表现出了急剧下降的趋势。而发展中经济体则恰恰相反,新世纪以来,随着出口贸易繁荣发展,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贸易中占比逐年提升。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倡导的国际经济合作,但近年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感到敏感和不安,曾经的自由贸易倡导者纷纷走上向内的道路,从强调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向主张社会保护转变。英国脱欧暴露出欧盟增长缓慢、复苏乏力、就业低迷、难民危机的多重困境;特朗普不断抛出“废除美国贸易协定”、“取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贸易保护主义言论,表明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态度,给世界经济运行带来巨大不确定性。而发展中经济体中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状况较好,与欧美国家当前的困境呈现出鲜明反差,在近年的国际贸易中逆势发展,展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

除此之外,全球贫富差距在逐步增大。OECD在《income inequality》一书中指出,OECD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已经达到过去半个世纪的最高水平,其中最富有人口的收入水平是最贫穷的10%人口的九倍,这一比例在25年前是7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底层群众和弱势群体获得利益少,大企业和精英阶层获得利益多,出现财富鸿沟(Piketty, 2014)。同时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也存在着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图2反映了发达国家(以G7为代表)内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程度加剧,其具体表现为基尼系数近三十年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根据WIID的数据显示,G7国家中,近30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最高,从1983年的33.6上升到2010年的38,加拿大的基尼系数从1983年的29.9上升到2010年的32(绝对不公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100)。图3反映了高收入与中低收入经济体之间的两极化加深,根据世界银行按PPP统计的人均GDP数据,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从1990年到2014年增长了26780国际元,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相应的增长仅有896国际元。1990年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人均GDP是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24.5倍,到2015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7.4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至今,不仅带来了世界各国之间收入差距的增加,加剧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两极分化程度,也带来了发达经济体内部的收入两极化,因而诸多国家对全球化抱有迟疑态度。


图2

G7国家基尼系数


图3

按PPP计算的人均GDP(单位:现价国际元)

进一步来看,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低迷、不稳定因素屡屡出现,这种经济环境更不利于全球经济下一步的发展。因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站在时代的节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通过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建立并发展其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深度合作,充分利用了更大范围内的资源,也将提高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合作的效率。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发起“一带一路”的全球经济合作平台,既能够给自身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推动大区域更频繁的经济交往与合作,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又能够在当今国际经济格局下为发展中国家谋求更为公平和包容的发展机遇。

(二)“一带一路”实施的可能性

世界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数次经济中心的转移,每次转移都表现出相似的经济特征。表1展示了历次全球产业转移主要引领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可以看出,第一阶段,1870年到1930年期间美国人均GDP与同期美国人均GDP之比持续上升,此后开始下降,这表明该阶段美国人均GDP增长速度较快,引领着全球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美国人均GDP与日本之比从1950年开始至1990年逐步下降,增长速度慢于日本,日本开始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日本人均GDP与中国之比从1990年开始下降,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2015年GDP总量是日本的2.64倍,虽然人均GDP水平还低于日本,但中日人均GDP比值逐年上升,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态势逐步呈现。近年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自身对外直接投资也逐年增长。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影响着各经济体内部各行业的竞争状况,带动其产品的多样化,为这些国家或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价值分工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表1

主要国家人均GDP历史数据(单位:1990年国际元)

从工业体系发展情况来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当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获得了贸易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从一个仅仅是工业化部门完备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同时按照2010年不变价计算,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已从2005年的11.75%上升到2015年的23.84%,在世界上排名第一(见表2)。

表2

2005、2010与201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单位:%)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总量、工业体系发展等方面都已经是一个大国,对世界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一个大国,发起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一方面是应对世界经济发展遇到的瓶颈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开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举措。

三、“一带一路”:全球价值双环流

(一)中间品、最终品贸易的双环流模式

“一带一路”作为一个跨区域的合作平台,其建立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的。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全球经济贸易也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处于不可替代的位置,在国际贸易中也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与欧美发达经济体保持着传统的经济往来关系,形成了价值链的“上环流”;另一方面,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和全球制造业中心,与资源丰富、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展经济合作,通过直接投资带动各国工业化发展,以贸易扩展当地市场,形成价值链的“下环流”。全球价值链为新兴经济体环境的改善提供了便利,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生产要素的多元性;对于已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经济体,在更大的范围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可能是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Giroud和Mirza,2015)。一方面,中国通过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往来,将发展中经济体带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增长点;另一方面,也由于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扩大了比较优势发挥作用的区域范围,这也给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机遇。下文将从全球价值链下各国中间品与最终品贸易结构视角,分析全球贸易的双环流模式。

下文使用世界银行数据库(WDI)以及EORA多区域投入产出表(MRIO)数据构建相关指标,对目前全球价值双环流模式进行实证检验。根据贸易物资的用途,这里将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物质分为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中间产品是指为了再加工或者转卖用于供别种产品生产使用的物品和劳资,如原材料、燃料等等。而最终消费品是一定时期内生产的而在同期内不再加工、可供最终消费和使用的产品。

首先,通过中国与统计中的188个国家和地区( 此处的188个国家和地区为EORA数据库中统计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在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占比情况,我们可以分析中国在与各国贸易中的重要程度。在统计的188个国家和地区中,178个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出口最终消费品的比例在0.00%到15.00%之间,中国在121个国家和地区最终消费品出口结构中所处的名次在0-15之间,虽然多数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出口最终消费品的比例在15.00%以下,但中国在其最终消费品出口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排名多在20以内,由此可见中国是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最终消费品出口的主要目标国。从各国中间品出口情况来看,中国是各国中间品出口的主要对手方。188个样本国家和地区中,有177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中间品占该国中间品出口总额的比例在15%以下,出口比例最高的是安哥拉(AGO),为50.86%,出口比例最低的是海地(HTI),为0.01%。从各国对中国中间品出口比例在该国所有出口商中的排名来看,排名在15以内的国家和地区共148个。全球化格局下,各国贸易对手方日益增加,贸易对象趋于多元化,但中国仍是各国重要的中间品出口国。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中间品还是最终品方面,中国与各国贸易都占较大比重。


图4

出口到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到中国的最终消费品比例

第二,可以通过将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间品、最终品进出口贸易额的对比,检验我国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为了更好的估计“中间品”或“最终消费品”的关系,本文构建了${{W}_{1}}$这一指标来进行刻画,${{W}_{1}}=\frac{}{}$。若其大于1,则代表该国向中国以出口中间品为主;若小于1,则代表该国向中国以出口最终消费品为主。图4则为${{W}_{1}}$这一指标的统计图。横轴国家和地区顺序依照世界银行数据库(WDI)2013年人均GDP由高到低排列分析,因此横轴左边为较发达国家和地区,而右侧则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观察图4进行进一步分析,首先,以y=1为基准,将横轴右端与左端相比,可看出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样本比值大于1,即发展中经济体向中国出口以中间品为主;其次,将横轴左端与右端相比,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样本比值小于1,即发达经济体向中国出口以最终消费品为主。本文构建了${{W}_{2}}$这一指标来进行刻画各国从我国进口贸易情况,W2=进口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自中国的最终消费品。若其大于1,则代表该国进口自中国的产品以中间品为主;若小于1,则代表该国进口自中国的产品以最终消费品为主。同样,从图5可以看出,首先,以y=1为基准,将横轴右端与左端相比,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样本比值大于1,即发达经济体从中国进口产品以中间品为主;其次,将横轴左端与右端相比,有更多的经济体样本比值小于1,即发展中经济体从中国进口产品以最终消费品为主。


图5

进口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自中国的最终消费品

从以上指标的计算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与中国的贸易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中国利用其在全球贸易的中间节点位置,主要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中间品,出口最终品,而从发达经济体,中国则主要进口最终品,出口中间品。通过这样两个循环过程,将更多国家和地区带入到全球价值分工中,带动更多区域的经济发展。

从以上指标的计算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与中国的贸易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具体模式如图6所示。中国利用其在全球贸易的中间节点位置,通过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中间品贸易,将更多国家和地区带入到全球价值分工中,带动更多区域的经济发展。


图6

全球价值双环流模式图

下文进一步通过行业细分数据,使用EORA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数据,将数据中26个行业分为四类,( 四类分别为第一产业(农业、渔业)、第二产业_轻工业(食品饮料、纺织、木材纸业)、第二产业_重工业(其他第二产业,如钢铁、电力等)、第三产业(零售业、酒店旅游等)。由于第三产业商品形态较为模糊,因此本文主要分析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中贸易结构的特征。该部分涉及到的指标与前一部分含义相同。)进一步验证世界贸易的双环流模式。

1、第一产业

第一产业,又称一级产业或初级生产,是直接从自然界获取产品的产业。第一产业相对而言对技术要求较低,主要衡量区域内自然资源以及部分劳动密集型的农渔产品等。图7依照世界银行数据库(WDI)2013年各国人均GDP由高到低排列分析,横轴左端为较发达经济体,而右端则大多为发展中经济体。余下的图中横轴均按此排列,不再赘述。

通过进出口到中国的中间品与最终品的比例,分析对于其他经济体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是以中间品还是最终品为主。对比图7图8可以看两个较为直观的结论。图中黑色直线表示y=1,表示该国在该行业与中国的贸易中中间品与最终品贸易额基本相当,下文图中黑色直线与此相同。从图7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发展中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中国在第一产业中的进口都是以中间品为主,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没有明显的区别。在图8中,横轴右端相比于左端而言,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样本比值大于1。因而可以认为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横轴右侧)而言,有更多国家和地区从中国进口中间品。因此,中国在第一产业与其他各国的贸易都表现为以中间品为主,但相较之下,中国向发达经济体进口更多最终品,而发展中经济体则进口相对多的中间品。


图7

出口到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到中国的最终消费品比例(第一产业)


图8

进口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自中国的最终消费品比例(第一产业)

2、轻工业

观察图9发现,总体而言,其他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是出口轻工业的中间品到中国,其中以出口中间品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占到样本的88.4%。在图9中,横轴右端相比于左端,有更多的样本比值大于1。这说明发展中经济体相较与发达经济体而言,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出口中间品。在图10中,总体而言以进口最终品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占到样本的72.5%。横轴方向左端相比于右端,有更多的样本比值大于1,即中国更多地向发展中经济体出口轻工业的最终品,而向发达经济体出口中间品。


图9

出口到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到中国最终消费品比例(轻工业)


图10

进口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自中国的最终消费品比例(轻工业)

3、重工业

观察图11发现,其他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是出口重工业的中间品到中国,总体来说,以出口中间品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占到样本的97.9%。这说明中国主要向全世界进口重工业产品的中间品。在图12中,以进口最终品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占到样本的64.6%。横轴左端相比于右端,有更多的样本比值大于1。即发达经济体从中国进口以中间品为主,而发展中经济体则以最终品为主。在重工业的贸易中,主要进口中国重工业最终品的发展中经济体比例要高于发达经济体。


图11

出口到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到中国的最终消费品比例(重工业)


图12

进口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自中国的最终消费品比例(重工业)

从中国自身的贸易比较优势来看,中国在轻工业领域展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在轻工业的中间品中,仅有21.2%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保持顺差,而在轻工业的最终品中,这一比例更是仅有8.4%。中国广泛地向全球出口轻工业的中间品与最终品。这表现了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商品贸易中仍然有巨大的比较优势。其次,在技术与资本依赖最重的重工业贸易领域,中国也表现了广泛的比较优势。在重工业的中间品中,仅有35.9%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保持顺差,而在重工业的最终品中,这一比例为12.7%。在第一产业,中国的进出口没有表现出上述比较优势。

(二)全球价值链上的双环流

以上部分从国际贸易的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结构进行分析,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处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枢纽位置。各国通过中间品贸易参与到片断化生产中,即全球价值链上的国际分工,但是每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不同位置则是由其生产附加值决定的。下文同样适用EORA多区域(n国)投入产出分析表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价值链上的位置进行分析。

表3

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结构

表3是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的结构。${{Z}_{ij}}$表示i国生产被j国使用的中间品,${{F}_{ij}}$表示i国生产被j国消耗的最终品。${{X}_{i}}$为i国的总产出,${{V}_{j}}$是j国的增加值收入。下文根据投入产出分析,首先计算出里昂惕夫逆矩阵(B),即完全消耗系数矩阵,它表示生产某行业一单位最终品所带动的所有各行业的总产出。在根据增加值矩阵${{V}_{j}}$计算出直接增加值系数矩阵。如以下公式所示。

由总产出等于中间品与最终品之和,可以得到以下投入产出恒等式:$X=AX+F$

根据里昂惕夫逆矩阵的定义,可知$B={{(1-A)}^{-1}}$

定义直接附加值系数矩阵:$V=\left( \begin{matrix} {{V}_{1}} & 0 & 0 \\ 0 & \ddots & 0 \\ 0 & 0 & {{V}_{n}} \\ \end{matrix} \right)$

其中\({{V}_{j}}=u\left[ I-\sum\nolimits_{i}{{{A}_{ij}}} \right]\),u为1*n矩阵,所有元素均为1。再结合完全消耗系数矩阵(里昂惕夫逆矩阵)、国家的出口矩阵,可得到每个国家出口的附加值矩阵VBE,其中E表示国家的总出口,包括中间品和最终品。出口附加值矩阵VBE的对角线元素表示一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根据以上方面使用EORA2013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统计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再结合世界银行中各国2013年GDP数据,整理得出一国出口中国内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作图如下,其中横轴是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13年人均GDP按照从左到右降序排列的各国国家和地区。

可以明显看出,沿着横轴从左向右,出口附加值占GDP比重逐渐下降。图中空心圆圈的样本点代表中国,中国无论从人均GDP看还是出口附加值占GDP比重看都处于世界的中间位置。如果将全球经济看作一个整体的价值链,那么发展中经济体都位于价值链的最低端,而发达经济体则位于附加值较高的价值链一端。中国则处于两者之间的位置,这也从各国在价值链上位置这一角度再次印证了全球价值的双环流模式。


图13

出口附加值占GDP比重( 由于部分国家和地区2013年GDP数据缺失,因而此图中仅包括175个国家和地区。)

如前文分析,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始终在价值链低端环节,由于发达经济体高速的技术进步,一些发展中经济体提供的中间产品技术环节达不到整体产业中片段化生产的需求,导致在价值链曲线C上的直接参与度降低,产业升级空间缩小,生产出口创造的附加值无法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下降。而双环流体系下,世界经济循环的两个部分将可能分别形成内部的价值链分工,即上环流价值链曲线A与下环流曲线B(图14)。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处于最低端的欠发达经济体可以通过下环流内部的分工,重新参与到一定的片段化生产,通过在曲线B上的产业升级逐步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大的福利和附加值。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全方位吸纳来自全世界的技术资本,进而全面的提升自身的产业结构,正成为东亚地区产业结构最齐全的国家。齐全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不但拥有处于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也拥有处于水平分工体系下的现代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体之间既可以发展垂直分工关系,也可以发展水平分工关系。中国在两个环流中的参与程度都相对较高,在上环流内部,中国的工业化生产程度达到参与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分工,在曲线A上为发达经济体高附加值行业提供附加值较高的中间产品及服务;处于价值链曲线B的下环流国家和地区通过中国间接参与到上环流曲线A的生产,从而也加入到了全球价值链C的全球分工体系。

世界经济的循环正从传统的“中心-外围”式的单一循环,越来越变为以中国为中介的“双环流”体系,即全球价值双环流。其中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北美经济体和西欧经济体),另一个环流存在于中国与亚非拉等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一方面,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形成了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另外一方面,中国又与亚非拉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形成了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在这两个循环体系中,中国越来越成为连接发达经济体与亚非拉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主要中间节点或枢纽点(刘伟、郭濂,2015;张辉,2015)。具体而言,在上环流中,发达经济体通过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输出,将大部分加工制造、生产服务等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则向发达经济体输出高端中间品制成品和和生产性服务,以此带动本国经济发展。下环流是在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展开的经济循环。中国等经济发展迅速、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发展中经济体通过到资源丰富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开发并进口所需的资源和初级产品,输出制成品,形成资源与制成品的贸易流;同时,将本国的一些产业转移到亚非拉等发展中经济体,形成投资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业转移。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一方面通过资源进口、产品和资本输出与产业转移,带动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身所面临的各项发展难题。


图14

全球价值双环流与价值链曲线

双环流体系以中国为“纽带”,将陷入全球经济停滞状态的世界两极带入全球产业更加广域的分工之中。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已大大降低,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趋势逐渐显现,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全球价值双环流下的世界经济,已经由以往的单一依赖发达国家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模式变为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带动世界向前发展的双引擎模式。

四、结 论

伴随着东亚雁阵模式解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风潮渐渐盛行。发达国家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了几十年世界贸易的飞速发展,随着上世纪末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在全球的比重明显下降,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开始抱有越来越浓厚的迟疑态度。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比重则越来越大。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深入,世界贫富差距也在逐步扩大,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内部收入两级分化程度加剧;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增大。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宏观背景之下,以往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合作已经不能有效推动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此时中国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增加发展中经济体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将更多国家和地区纳入到全球价值分工体系之中,从而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更加公平和包容的发展机遇。

世界经济经历几次大的变革和发展重心转移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并来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制造业生产规模、进出口贸易量都达到近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在中间品、最终品贸易上,全球经济表现出一个明显的价值上的双环流。中国从发达经济体进口商品以最终品为主,而出口商品则以中间品为主;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则相反,出口以中间品为主,进口则以最终品为主。在轻工业、重工业贸易中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农业贸易中表现不明显)。同时,在全球价值链上,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贸易附加值仍比较低,发达经济体则比较高,而中国则处于中间的位置,联通着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形成了双环流的全球价值分工体系。

在当前全球化进程面临瓶颈、发达经济体对于全球化迟疑不定之时,中国进行了从区域大国向全球大国转型的主动尝试,适时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借助于全球价值双环流的分工体系,努力构建一个能够全球共享发展成果的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 我国欢迎任何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到新的发展理念当中,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公平合理的世界合作共赢分工体系。借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一方面可以通过分享自身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诸多经验(如工业化、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合作,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缓解世界劳动力配置、可持续发展乏力、收入两级分化等方面出现的瓶颈,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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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根据融入增加值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及显示性竞争优势两个指标,对各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算,并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制度质量对其的影响,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制度质量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国际竞争力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越深的国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越高;制度质量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也存在显著正影响,较高的制度质量有利于一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制度质量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制度质量越过门槛值之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下降,这说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度质量较低国家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也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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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及有关方法,基于出口增加值的视角,对垂直专业化分工和贸易下中国制造业14个部门的比较优势及要素含量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比较优势得到巩固,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已具有比较优势,另一些部门的比较劣势得到改善。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各部门资本密集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中、高技能劳动时间份额也在逐步增大,这为中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规划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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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nearly two decades, the share of trade in inputs, also called vertical trade, has dramatically increased. This paper suggests a new meas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value-added trade”. Like many existing estimates, “value-added trade” is net of double-counted vertical trade. It also reallocate trade flows to their original input-producing industries and countries and allow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o produces for whom”. In 2004, 27%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ere "only"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trade. The sector repartition of value-added trad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sector repartition of standard trade. Value-added trade is less regionalized than standard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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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flying geese” (FG) model, which recently has become well known as a way of explain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East Asia. Kaname Akamatsu’s 1930s work introduced the concept.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war Japan, this author followed Akamatsu in developing a theoretical model called Kojima Model I. Subsequent works produced Kojima Models II and III. The regional transmission of FG industrialization has been noted as an engine of Asian economic growth, due in part to Saburo Okita’s forceful presentation of the theme of the FG model in a 1985 lecture.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will help to advanc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G model, its historical origin, its theoretical extensions, and its relevancy, as well as its incompleteness as a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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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loadable (with restrictions)! Author(s): Koopman, Robert & Wang, Zhi & Wei, Shang-Jin. 2012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framework for gross exports accounting that breaks up a country鈥檚 gross exports into various value-added components by source and additional double counted terms. By identifying which parts of the official trade data are double counted and the sources of the double counting, it bridges official trade (in gross value terms) and national accounts statistics (in value added terms). Our parsimonious framework integrates all previous measures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nd value-added trade in the literature into a unified framework. To illustrate the potential of such a method, we present a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cluding re-computing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the magnifying impact of multi-stage production on trade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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