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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 2017, 23(6): 2-12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门槛效应研究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穆怀中1, 王珍珍2
1 辽宁大学 人口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6
2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MU Huai-zhong1, WANG Zhen-zhen2
1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引用本文:
穆怀中, 王珍珍.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门槛效应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17, 23(6): 2-12.
MU Huai-zhong, WANG Zhen-zhen.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7, 23(6): 2-12.

摘要:

促进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发挥其“第二人口红利”优势,是新常态下实现主动、包容性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动力。采用面板门槛模型从城市住房价格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考察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存在基于城市住房价格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双重门槛。其中,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正向促进作用存在一个合理的住房价格区间,价格偏低或过高会造成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供给不足或过剩,均不利于当地人口城镇化发展;源于市场内生性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人力资本筛选效应,增强了高等教育人群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优势,有利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作用的发挥。因此,应通过加大高等教育投资,完善住房保障机制,促进人才自由流动等举措,推动人口城镇化发展。

关键词: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 ; 人口城镇化 ; 住房价格 ; 劳动力市场分割

Abstract:

Promote accumul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take advantage of the“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the important power to realize active and inclusiv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normal. Article using panel threshold model examines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 price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Study found that: the higher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exist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for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house price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 higher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has a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to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 a reasonable housing price range, price too low or too high will cause the high human capital shortage or surplus, are not conducive to local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market with endogenous screening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promote the higher education crowd into the primary labor market,is conducive to population urbanization.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we should constantly increase higher education investment,improve the housing safeguard mechanism and promote the talent flow freely move.

Key words: High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 Housing Price ;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1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311/18/t20131118_1767104.shtml。),强调以人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保证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推进方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13年36%提高到2020年45%(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2015年10月29日,http://www.caixin.com/2015-10-29/100867990.html。)的战略目标。通过为农村流动人口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和保障政策,带动农民城镇落户,是提高人口城镇化率的一条现实路径[1]。但随着中国发展“新常态”的到来,经济下行压力造成公共服务供给跟不上需求的矛盾更加突出[2],以推进农民工城镇落户的被动城镇化路径可能会因缺乏经济效率而进展缓慢。瑞士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第一人口红利消退之后,大量高等教育毕业生将成为中国的第二大人口红利(③ 来自新财富杂志的文章“空巢青年的心声:我们是如何沦为繁华城市的贫困者的?”,2016年12月12日。)。一方面,大规模潜在高素质就业人群为城镇现代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企业依靠丰富的劳动力供给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人群具有在城镇落户的内生性发展需求,以及来自职业层次、收入水平上的优势,使其在主动市民化路径上更有效率。研究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是否有利于人口城镇化发展?以及制约高等教育人群市民化的住房价格成本,劳动力市场分割可能造成的收入差异,是否会干扰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作用的发挥,即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是探寻主动、稳健的人口城镇化路径的重要课题,也是本文研究的起点。

人力资本与城镇化是国内外理论研究的热点。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收入与宏观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3,4],较少注意到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城镇化的作用。事实上,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通过空间集聚产生溢出效应。美国学者Glaeser(2010)关于人力资本空间集聚对城镇发展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高等教育人群对商品和服务的更高需求带来城市生产和消费的繁荣,将推动城镇化向前发展[5]。Diamond(2013)构建了一个关于人力资本、劳动工资、住房价格和城镇公共服务的完整理论框架,分析结果凸显了人力资本规模扩大和空间集聚对城镇化水平的显著影响[6]。Choy(2017)认为高等教育人群在城市工作和居住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驱动力[7]。陈斌开等(2015)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化的核心动力是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高等教育人口的数量增长和空间集聚,1999年后高校扩招带来的城市高人力资本人口比重上升,推进了人口城镇化进程,提升了城市化质量[8]

基于住房价格的市民化成本差距,是大学生就业流向呈现区域异质性的主要原因,而大学生在一个城市的去留决策直接影响该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发展。Choy(2017)将住房价格因素纳入人力资本与包容性城镇化研究框架,发现高校毕业生在城市集聚提高了居民对住房需求增加的预期,进一步推高的住房价格对刚毕业大学生产生严重挤出效应,不利于包容性城镇化发展。陆铭(2016)研究发现,偏向于中西部的建设用地供给导致东部地区房价高企,减弱了高等教育人群的流入动力[9]。朱迪(2015)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区域流向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一线城市房价飙升造成居住满意度降低,使得选择留在一线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比例逐年下降[10]。常俊红(2012)基于ERG理论视角分析了大学生毕业流向选择,发现在一定的房价承受范围内,大学毕业生更加趋向于东部及成熟地区就业,而西部地区低房价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十分有限[11]。从以上研究不难看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在城镇集聚会提升该地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但房价的地区异质性会对高等教育人群的去留决策产生明显差异,也就是说,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作用可能存在基于住房价格的门槛效应。

基于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收入差异是影响高等教育人群就业流向的另一个关键因素。Doeringer和Piore(1971)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DLM理论)是现代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LM理论)的典型代表,指出由于制度和市场因素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成不同层级,进而造成工资和劳动分配机制的显著差异[12]。在中国,由于户籍制度和政策性限制,不仅存在地区内部不同部门、行业的分割,同时还存在地区间发展差异带来的分割[13]。马莉萍(2011)的研究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具有明显的地域分流现象,近八成毕业生流入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即使中西部地区内部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低,还是难以吸引高校毕业生流入[14]。武毅英(2013)考察了地区内部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大学生毕业流向的影响,发现多数毕业生选择流向主要劳动力市场,但向次要劳动力市场流入趋势正逐渐加强[15]。主要劳动力市场在收入、稳定性、工作条件和发展前景等方面具有诸多优势,加之次要劳动力市场向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转换障碍,使得大学毕业生对主要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从而降低了工资收入[16]。大学毕业生流向发达地区和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动因还在于,市场内生性劳动力供给调节所刻意制造的分割力量,产生了人力资本的筛选效应[17],间接降低了高等教育人群进入城市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但政策性(如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分割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将显著阻碍高等人才流入,不利于地区城镇化进程[18]。综上,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会受到来自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干扰,即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可能存在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门槛效应。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对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人口城镇化关系的研究较少,且多从单一方面分析住房价格或劳动力市场分割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的影响。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成果在分析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不同地区人口城镇化影响时,多将住房价格或劳动力市场分割作为其中的解释变量,或进行分段、分类回归,以得到不同分组的实证结果。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住房价格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如何干扰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作用的发挥,但主观分组标准难以把握,无法准确估计出门槛值,对不同样本回归结果产生的差异性也很难进行显著性检验。面板门槛模型可以通过样本数据确定门槛个数及门槛值,并由Bootstrap方法检验门槛值的显著性。因此,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基础上,基于 200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影响的住房价格和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试图从高校毕业生市民化的市场机制与政策规制视角,探寻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提升的具体策略。

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2.1 面板模型设定

1999年实行的高等教育扩招使得2003年后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快速上升,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在城镇集聚提升了城镇劳动生产率,推动城镇现代化产业结构升级,对商品与服务的更高需求带来城镇生产和消费的繁荣,而大学生具有的较强内生性市民化需求和高沉淀性,是推动人口城镇化(市民化)的关键动力。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层次、人口集聚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地区人口城镇化进程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利用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首先引入一般的面板数据分析模型:

c r it = p i + β 1 he g it + γ X it + y t + ε it (模型1)

其中, c r it 为省份 i 在第 t 年的人口城镇化水平,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征; he g it 为第 t i 省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存量,是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用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数来表征; x it 为模型的系列控制变量; β 1 γ 为回归系数; p i y t 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 it 表示均值为零、方差为常数的白噪声过程。具体的变量说明如下:

2.1.1 被解释变量:人口城镇化水平( cr )

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测度指标,一方面,学者常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来分析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健康状况[19,20]。另一方面,人口城镇化自身又有两种较为常用的衡量标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鉴于数据收集限制和研究侧重点的区别,学者惯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表征人口城镇化水平[21]。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一般情况下确实是人口城镇化较为理想的代理变量,但问题在于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大量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因而夸大了真实的人口城镇化水平。目前,城镇的就业、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将农民工纳入其中,进城农民仅是城镇的“候鸟式”员工,他们与真正的“市民”相去甚远,可以说常住人口城镇化是“虚城镇化”或“半城镇化”的[22]。本文研究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旨在解释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稳健城镇化或者市民化的促进作用,这与流动人口及其他方式带动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有很大区别,因此选取代表市民化率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为恰当。

2.1.2 核心解释变量:高等教育人力资本( heg )

人力资本是凝结在劳动力身上,以教育、培训、健康等投资及迁移获得的资本存量,主要包括教育资本、健康资本和迁移资本[23]。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高等教育投资已成为带动城市繁荣的关键动力。Glaeser(2005)和Diamond等(2012)的研究认为,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因而具有更高的劳动和服务需求,同时这部分人群对城市生态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质量具有更高要求,进而带动了城市生产、消费的繁荣,这就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推动城镇化向高水平、高质量发展。本文在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指标选取上,参照陈斌开等(2016)的研究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来表征。

2.1.3 控制变量

(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rgdp )。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汲取动力,这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本文用以2000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实际人均GDP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2)产业升级( siw )。产业结构由一产向二产、三产的升级优化,是实现劳动力流动和集聚的主要因素,人口由农业劳动力变为产业工人对推动人口城镇化意义重大,本文参照蓝庆新等(2013)[24]的研究成果,用第三产业增加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升级。

(3)人口密度( pd ),本文选用单位面积上人口数量来表征。一定程度的人口空间集聚是地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前提条件,但人口密度对人口城镇化可能存在双重影响,一方面,城市产业享受人口集聚带来的“人口红利”获得发展和升级,另一方面,人口集聚带来拥挤、污染、犯罪、公共服务短缺等“城市病”,因而其净效应应该为二者正负作用的合力[25]

(4)对外开放程度( od )。一个地区的空间地理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状况[26],而地区间的发展差异是带动人口跨区流动的核心动力,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收入增加,进而对市民化产生更大需求,因此,对外开放程度,或者说市场区位将影响人口城镇化发展,本文采用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

2.2 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门槛模型是用于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是否存在结构性突变的计量模型,也就是说,在选取的门槛变量临界值的两侧,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估计系数会发生显著性的变化。起初,Hansen[27]研究的内生门槛回归仅用于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后来,其将数据的适用范围扩展到面板数据,并将操作工具由matlab扩展到stata。近年来,部分大城市房价高企,这与大城市就业、收入、公共服务的强吸引力一块,成为大学生衡量后择取“栖息地”的重要决策因素。另外,地区间存在的市场分割程度将对高人力资本的去留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借鉴Hansen(1999)和连玉君(2006)的静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选取住房价格、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两个门槛变量,检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集聚对人口城镇化是否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以单一门槛为例,设定模型如下:

c r it = μ i + ω 1 he g it · I ( thr s it λ ) + ω 2 he g it · I ( thr s it > λ ) + α X it + μ t + ε it (模型2)

其中, i 表示省份, t 表示年份; μ i 表示个体效应, μ t 表示时间效应; thr s it 为门槛变量, λ 为待估算的门槛值; I ( thr s it λ ) I ( thr s it > λ ) 均为指示型函数; ε 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c r it he g it X it 的含义如上。门槛变量的具体说明如下:

(1)住房价格( chp )。虽然在很多地区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均可实现落户需求,进而完成户籍城市化,住房价格看似并不会影响该地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但从现实状况来看,一方面,高等教育人力资本表现出明显的区域集聚特性,如东部地区的北上广等地仍然是高校毕业生的主要流向城市,这种集聚将对城市住房产生更高需求,目前我国尚未完全实行“人地挂钩”的城镇建设用地供给机制,2003年起中央政府实行倾向于中西部的建设用地审批政策,因此高等教育人群集聚的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由于严重的人地矛盾导致长期房价高企[9],这将对刚毕业大学生的市民化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在发展潜力上对高等教育人群缺乏足够吸引力,其放宽落户条件可以直接吸纳人才,但当地的住房价格仍是大学生落户考虑的重要因素,房价既代表当地的生活成本,也意味着收入增长潜力,是一个潜在的成本收益衡量指标,因此,本文将住房价格纳入模型,作为干扰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作用的门槛变量存在合理性。当前,国家统计的房屋价格主要分为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别墅、高档公寓平均销售价格、办公楼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商业营业用房平均销售价格和其他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且未分城乡,考虑到目前农村住宅尚未实行正规的入市交易制度,因此且将以上统计数据看作城镇商品房交易价格。另外,本文仅考虑高等教育人群的住房需求,不考虑其他投资性、经营性房屋需求,因此,最终选取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作为城镇住房价格的衡量指标。

(2)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 md )。当前我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28],即当地城镇的正规部门(公务员、国企岗位)和主要劳动力市场大多对当地居民开放,这就为劳动力跨区流动制造了不小的障碍。一些地区高校很多,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却难以留住人才,造成人才流失严重,除了工资、环境等因素,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有可能成为高等教育人群考虑的重要因素,而地区国有单位所占比例越大,存在的市场分割越严重,外地高等教育人群能够真正融入当地的难度也越大。短期内,这种当地的保护机制可能有助于减少本地劳动力失业状况[29],但从长远看不利于该地的人力资本积累,最终将导致该地区发展后劲不足,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高等教育人群的挤出效应将推动当地工资上涨,进而导致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或者使得某些尚有优势的产业提前退出当地市场,造成产业升级的假象,实际不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很可能受到来自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干扰,即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可能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门槛效应。也就是说,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达到某一较高的值时,高等教育人群在衡量成本收益后可能会选择离开,而不是留在该地区为人口城镇化做贡献。根据陈萍和李平(2012)[30]的统计结果,城镇集体单位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无论是比国有部门还是在所有非国有部门中都是最低的,并用国有部门平均工资与集体部门平均工资的相对比例来衡量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程度。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指标的选取方面,本文借鉴陈萍和李平(2012)的研究成果,将国有单位从业人员与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比值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代理变量。

2.3 数据来源及说明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为保证数据的高质量,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且住房价格、人均GDP均为剔除价格膨胀影响(2000年定基)的实际数据,城市人口密度2000年个别省份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补全。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样本数据的统计性质。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

从样本数据来看, 2000-2014年平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3.51%,年均增长率仅为2.46%,而同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平均达到45.74%,年均增长率达到3%,由此可见,户籍制度是当前阻碍中国推进人口城镇化的主要障碍,放开与人口集聚程度相匹配的户籍限制意义重大。实际住宅商品房均价达到2932.07元/平方米,但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仅为3303.33元,2014年,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已高达8.10,严重偏离了国际惯例认为的3-6倍的合理区间,假如该地同时存在较高的房价收入比和较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高等教育人群的市民化道路定是困难重重,而人才的流失也将成为当地的重大损失。高等教育改革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一定程度上带来高等教育人力资本规模的扩张,样本区间内,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存量平均达到12.9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4.84%,超过了高等教育改革初期预定的目标。在这些数据基础上,下面将对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及门槛效应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

3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影响及门槛效应分析
3.1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面板数据模型根据个体效应是否随机可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到地区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校数量、地理区位等与自身条件有较大关系,结合hausman检验结果,最终选取截距随个体变化的常斜率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并运用STATA 14.1软件对各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对人口城镇化直接影响效应的具体估计结果见表2

表2

直接影响效应估计结果

由模型实证检验结果可知,无论在全国还是地区层面,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并且模型的联合统计量也是显著的。具体来看,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存量总体对人口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在地区视角存在较为明显的边际效应差异,表现为“东西隆起、中部塌陷”的不均衡状态。东部地区在社会经济综合实力、地理区位等方面较中西部地区具有天然优势,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要多于中西部地区,加之其高等院校数量众多,对当地及外地大学生的吸纳力和吸引力更强,其广阔的就业市场具备了留住本地大学毕业生和吸引外地大学生的坚强实力,因而不难理解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存量对人口城镇化的边际贡献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仅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在西部地区所发挥的人口城镇化效应要明显高于中部地区,一方面,在地理空间上,中部地区较西部地区到东部经济带的距离更短,很多高校毕业生倾向于到东部地区寻找工作机会,这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中部地区人才外流,难以发挥其对当地人口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建设用地供应向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本地高校毕业生在综合衡量城市房价和收入后会选择留在西部地区,而东、中部地区的大学生可能会依国家政策而动,选择 “逃离北上广”,到西部地区寻求发展空间。这实际上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高等教育人群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做出决策时除了考虑基本的经济收益外,地区间的居住成本、居住环境、市场融合等都会对其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若要充分发挥大学生作为 “第二人口红利”对当地产业发展的作用,推动人口城镇化向前迈进一大步,应做好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真正留住这一支新时期的“产业大军”。另外,这一结论也从侧面蕴含着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人口城镇化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为下一步验证其门槛效应提供依据。

其他变量对人口城镇化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来看:(1)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城镇化总体呈显著正向关,说明经济实力越强,在提供包容性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资源越充分,因而能够将更多的居民转为市民。较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人口城镇化的边际影响更高,说明西部地区在建设更加包容性城镇化发面做出了更大的努力,这与前面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影响效应的情况较为吻合。(2)产业升级与人口城镇化仅在东部地区呈显著正相关,说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较慢,第三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能够显著带动人口集聚,当地区产业结构以三产比重占多数时,将呈现人口的集聚与产业集聚协调发展状态,这对于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启示是,在考虑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应优先选择体现当地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服务产业,而非基于大产业园区的污染型产业。(3)城市人口密度与人口城镇化仅在中部地区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关系,与国际上人口集聚是城市化进程必要前提的研究结论有悖,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特有的城乡分割现状,尤其是基于户籍限制的人口流动方向与城镇化水平的不匹配,越是吸纳外来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忌惮于“城市病”和外来人口对当地居民公共资源和就业机会的“抢占”,政府实行更为严格的落户政策,将低技能的外来人口拒于门外,因而造成更多“候鸟式”员工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这些地区主动选择了拖慢当地的人口城镇化进程。(4)对外开放程度与人口城镇化总体呈显著正相关,东部地区的沿海区位和西部地区毗邻中亚的内陆贸易优势,使其在对外开放程度上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好处在于能够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融通,产品生产提供的就业机会带动劳动力流入,人口流动带来地区间劳动生产率提升,进而收入水平提高将增强其市民化的经济实力,这对于就地市民化和跨区域落户均具有显著效果。

3.2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门槛效应分析

表3的门槛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城市住房价格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效应,三重门槛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门槛值是否真实可以通过进一步的似然比检验来确定。表4给出了相应似然比检验结果和各门槛估计值,同时,似然比函数的绘制图能够更加直观清晰地展示门槛值估计和置信区间的构造过程,本文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门槛似然比函数图为例,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门槛值即为LR值的最低点,如图1所示,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分别为1.322和2.205。城市住房价格门槛值的估计过程与此类似,不再予以赘述。下面,本文将基于城市住房价格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双重门槛进行分析。


图1

劳动力市场分隔程度门槛值和置信区间

表3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表4

门槛值估计结果

3.2.1 城市住房价格门槛效应

城市住房价格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2709.113和6698.199(见表4,)根据这两个门槛值可以将城市住房价格分为 chp 2709.113 2709.113 < chp 6698.199 chp > 6698.199 三个区间,并对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估计,门槛模型估计结果见表5。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在不同的城市住房价格区间内,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发展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参数估计结果显示,当城市住房价格低于2709.113元/平方米时,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具有负向影响;当城市住房价格处于2709.113—6698.199区间内时,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当城市住房价格高于6698.199元/平方米时,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由正转负。

表5

面板门限模型固定效应回归估计结果

以上结果可以反映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边际影响受到城市住房价格的干扰,当地区房价处于一个较为合理的区间内时,对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吸引力变强,从而有助于加快当地的市民化进程,而房价较低或过高都不利于人口城镇化发展。我们一般会认为房价越低越好,在城镇买得起房是当地农民或外来人口完成市民化的关键一步,但为什么房价低于某一限值时,高等教育人群会不愿意留在或流向这一地区呢?这里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房价背后蕴含着经济发展这一深刻含义(虽然在模型中已经控制经济发展因素,在这里可以将房价视为经济发展影响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带动城镇化作用的间接因素)。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房价低于2709.113元/平方米的地区分别为内蒙古(2678.94)、河南(2658.91)、湖南(2693.07)、贵州(2573.80)、青海(2556.72)、宁夏(2481.26)和新疆(2671.26),均为中西部地区,而这些地区也是主要的人口流出省份。限于地理地形和交通劣势,难以受到大经济圈的辐射带动作用,产业类型单一,产业结构升级艰难,因而对本地高校毕业生的吸纳力较弱。房价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本文的研究结果并非认为是低房价阻碍了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当地人口城镇化作用的发挥,从而得出降低房价的政策建议,而是想要通过这面镜子来正衣冠,若要留住人才,必须配备与人才规模和层次相关联的就业岗位和发展前景,以提升实际收入和发展空间为立足点,借助于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机遇,引入与地区禀赋优势相匹配的产业类型,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来获取发展的主动权。

房价过高是问题的另一面。从去除价格因素的统计数据来看,2014年,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高于6698.199元/平方米的地区仅有三个,分别为北京(14185.17)、上海(12261.67)和浙江(7843.21),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0-2010年间,浙江、上海、北京的人口净流入规模分别为997万、873万和677万,分别列第二、第三和第四位。人口集聚是推动人口城镇化的关键因素,但每年新移民的进入带来住房需求增加顺势推高了房价,加上中央政府推行倾向于中西部地区的建设用地供给政策和基于户籍人口规模的转移支付政策,使得以上几个地区呈现出建设用地供应、公共服务供应与人口集聚方向不协调现象(见图2),从供给侧进一步推高了房价。而房价升高的直接受害者不是人口流动大军,不是户口本地人,而是具有强烈市民化需求的大学毕业生。因为流入人口的绝大多数为农村务工人员,这部分人群中很小比例有购房的实力,但城市建设用地的拥挤效应导致的房价上涨将对高校毕业生产生极大的挤出,即使这些地区有广阔的就业机会,完备的公共资源,但在高企的房价收入比面前,许多大学生可能会选择离开,这种人力资本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是一种政策扭曲带来的后果,从长远看不利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而房价上涨带来的工资上涨会导致东部地区某些劳动密集型的优势产业提前撤离,整体影响中国产业发展的大局。


图2

人口集聚与建设用地供应、中央转移支付的地区协调度

注:人地偏离度和人钱偏离度是本文构建的,用于衡量地区间人口集聚与建设用地供应、中央转移支付协调关系的指标,人地偏离度为地区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与建设用地供应占全国建设用地供应比例的比值,可以用公式 pl d i = p i p / l i l 来表示,值越大,表示该地区“人地关系”越不协调;人钱偏离度为地区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占中央转移支付总额比例的比值,可以用公式 pm d i = p i p / m i m 来表示,值越大,表示该地区“人钱关系”越不协调。从图1中可以清晰看出,北京、上海和广东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地、人钱不协调状况,这一定程度上是造成几个地区房价过高,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的重要因素。

3.2.2 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门槛效应

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322和2.205(见表4,)基于两个门槛值分别在 md 1.322 1.322 < md 2.205 md > 2.205 三个区间内,对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估计,门槛模型估计结果(见表5)表明,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不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当劳动力市场分隔程度高于2.205时,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存在较大的负影响(-0.4525);当劳动力市场分隔程度小于1.322时,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具有微弱的正向促进作用(0.0855);而当劳动力市场分隔程度介于1.322和2.205之间时,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表现出显著的正影响(0.3425)。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仅仅由户籍差异、部门分割和政治因素等非市场力量来分析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差异,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是如何干扰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变化。我国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功能性与制度性分割,但不能忽略市场内生性劳动力供给调节所刻意制造的分割力量。为吸引高素质劳动力,产业部门故意制造一定的求职边界,筛选出低素质劳动力,剩下高素质劳动力。教育投资一方面能够减弱这一市场力量带来的城乡、地区间分化造成的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又通过继续生产这种分化使其具有表面合理性[32]。一般来讲,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劳动力是地区所“喜闻乐见”的,在同等条件下,各产业部门更倾向于招收高学历人群,这就使得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一道基于人力资本的围墙,低学历人群进入城市产业部门,尤其是正规和主要劳动力市场会受到较大阻力,而高学历人群则相对容易。随着中国大学生规模不断增加,具有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供给上升,可供产业部门选择的空间随之扩大,这就为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更为坚实且相对较低成本的后备军,瑞士银行将高等教育人群储备视为中国的第二大人口红利,可见其对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市场力量带来的劳动力筛选功能使得高等教育人群更容易进入城市产业部门,而高等教育人群具有的内生性市民化激励使其成为人口城镇化的关键动力,因此,我们看到在一定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范围内(低于2.205),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低于1.322的多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其本身对高等教育人群吸引力较弱,因而对当地人口城镇化带动作用有限。

为什么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高于2.205时,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产生负影响?从统计数据来看,2000-2014年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出现大于2.205的地区仅有北京、广东和西藏。西藏地区的高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得益于其浓重的政策色彩,其人才引入多为指派方式,因此普通高等教育人群进入当地正规和主要劳动力市场困难较大,不利于发挥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当地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这从其人口城镇化较低(2014年仅为18.33%)可以得到侧面力证。北京、广东情况有所不同,国家为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对其实行更为严格的人口流动限制,即使高校毕业生更倾向于流入经济较为发达的北上广地区,当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多数高等教育人群不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时,权衡成本收益下,可能会退而求其次,选择去低门槛城市谋求发展。虽然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京等地的拥挤压力,但不利于当地人口城镇化发展进程,也削弱了人力资本规模经济带来的产业升级效应。值得指出的是,具有地方保护或排斥性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市场内生性劳动力市场分割存在本质区别,市场内生性选择遵循市场规律,在同等条件下,技高劳动力更易获得雇佣权利,因此,市场内生性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有利于高等教育人人群就业从而实现市民化的,而具有浓厚政策色彩的人为分割显然违背了市场规律,不利于当地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市民化程度提升。值得欣慰的是,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变化趋势显示,虽然2000-2005年间市场化改革在提升总体收入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但2014较2005年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正在逐年降低(见图3),相信随着政策放松管制和地区融合增强,劳动力能够实现城乡间、地区间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在合理区间内,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负向影响降低并逐渐转为正向带动作用。


图3

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变化趋势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户籍人口城镇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存在基于城市住房价格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门槛效应。文章利用200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直接影响,并从城市住房价格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两个角度,研究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城市住房价格和劳动力市场分隔程度均存在双重门槛;第二,住房价格是影响高等教育人群去留的关键决策因素,住房价格偏低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留不住高等教育人群,住房价格过高地区市民化的成本上升,会产生高等教育人群的挤出现象,而合理的住房价格区间能够吸引和留住高等教育人群,从而带动该地区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第三,除了政策性分割限制,一定程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内生性的人力资本筛选效应,间接降低了高等教育人群进入城市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从而有利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人口城镇化作用的发挥。

户籍人口城镇化,亦即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所在[32],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增加了人口城镇化的供给难度。高等教育人群具有内生性的市民化激励和较强的现代化产业适应能力,同时这部分人群对城市商品、服务和环境质量的高需求将进一步带动城市生产和消费的繁荣。因此,解决高等教育人群的市民化将推动人口城镇化稳健、高质、高效发展。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1)继续加大高等教育投资。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是实现主动、稳健人口城镇化的关键动力。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仅为8.73%,截止到2015年,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5年,与德国(17.1)、美国(16.5年)、日本(15.3年)仍有差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33]。因此,应继续加大高等教育投资,促进高等教育人力资本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以发挥其“第二人口红利”对人口城镇化的优势作用。

(2)完善高等教育人群的住房等公共服务保障机制。一方面,应通过建设用地审批和转移支付的适当调整来平衡地区住房价格,以适应高等教育人群的落户需求。同时,通过探索城镇小产权房的重新分配机制,将现有大量有限产权的住房变为大学生能够承受的低价房或廉租房[9],解决一部分大学生的住房问题,让更多有意愿留在东部地区的人才能够留得下。那些对高等教育人群缺乏吸引力的地区,除了必要的住房保障服务外,还应为高等教育人群提供与人才规模和层次相关联的就业岗位和发展空间。可借助于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机遇,引入与地区禀赋优势相匹配的产业类型,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来获取发展的主动权,从而为高等教育人群提供切实的收入和发展。

(3)促进高等教育人群自由流动。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是市场选择的内生结果,而当前户籍政策抑制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34],大城市威胁论为政策性劳动力市场分割提供合理出口,使得高等教育人群进入部分地区主要劳动力市场难度加大,这从根本上违反了市场发挥基础性决定作用的经济学原则,不利于地区产业发展和升级的需要。人口自由流动是推动人口城镇化和地区间融合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倒由户籍限制造就的隔离之墙,减少高等教育人群进入障碍,逐步实现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发挥高等教育人群对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带动中国的人口市民化水平和质量同步提升。

[责任编辑:池上新]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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